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 @ 搜狐

洛可可

“在北大和清华，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名词就是‘卷’，简言之就是一种因竞争而起的精力消耗和浪费。”李华说。人人都处于经济学所说的囚徒困境中。他还记得新生入学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期待，在琳琅满目的课表里选自己有兴趣的，“在社团里做得风生水起，搞一些大事情”。但辅导员老师、学长们很快就会让大家冷却冲动，理性地聚焦到一件事上：绩点。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曾总结：“北京大学学生的学习特点——以绩点为中心，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关注绩点，关注每一门课的绩点。”
　　“绩点”让前途、出路这些看似还遥远的事情迅速压在刚刚从高考中脱身的孩子们身上。“不管你未来走哪一条路，绩点都是基本保障。”李华解释说，“选修双学位要看你在院系里的排名，最热门的经济学双学位或者中文双学位，没有3.6申请起来确实会比较乏力，而且要看大一的成绩。”保研首先需要被所在的院系推荐，一般来说，需要总绩点排名达到前 60%。然后，还需要看接收院系的要求，这个标准在 10%～40%。如果学生想去一个热门的院系，“没有3.7可能是很乏力的”。出国念书根据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要求，好学校的要求自然不会低。至于找工作，绩点是履历上最一目了然的指标。“申请实习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有互联网大厂会要求你填写成绩在百分之几的水平。据说在金融行业，绩点直接决定了你能去什么档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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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点的背后是高等教育功能的变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大学对学生的考核标准变了。80年代，考试评分单纯依据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从1998年开始，成绩评定有了优秀率和不及格率的要求。根据2007年的规定，优秀率一般不应超过 30%，不及格率一般不超过 10%。这个原则意味着考试评价不仅考查对知识的掌握，更要评价学生在群体学习中的相对位置，考试演变成当下同辈之间的竞争，分数成了未来竞争的工具。
　　在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中，分数的厮杀自然会格外惨烈。用刘云杉的话说：“这是一个由各级各类‘状元”组成的群体。考试既是他们证成加冕的盛典，又是塑造他们心智品质、身心惯习的日常战场。身经百战的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人人出手不凡。”要获胜，只能寻找窍门，不断加码。李华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一门课程老师要求提交3000字的论文，但是有同学发现提交5000字论文能拿到更高分数，于是所有人都卷入了字数竞争。
　　高绩点不仅要求埋头苦学，更要求理性经营，在得失之间谨小慎微地做出选择。刘云杉在研究中分析：“学年或总评学习绩点 = 所学课程学分绩点之和 / 所学课程学分之和。所有课程参与计算，就课程对绩点的贡献来看，除了学分大小有差异之外，课程的其他特征都被夷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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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里应运而生了一种课程，名曰“水课”。有学生这样告诉刘云杉：“我们要有刷绩点的课，这就是‘水课’，上课讲讲 PPT，考试考考 PPT……PPT（拼音）就是“骗骗他”，跟看电影似的，看时高兴，看完就忘，能记住多少？……我现在修了100多学分，高质量的不到20个学分。”
　　在被绩点统治的世界里，一个学生可能很成功，但根本没成长。刘云杉访谈过一个孩子，进入大学后，发现“课堂只教很简单的语句、规则，大量的练习需要自己下去应用、搭建。我主动性差，不愿意去学新的东西；如果设计完成一个项目，需要学习一种相匹配的新语言，我觉得好烦好难。小组共同完成的大作业，我最后做个PPT，实质贡献是零，在组里我很尴尬，别人也很尴尬。后来，我就不再选这类课了，因为我也不想拖累别人”。
　　在大学，他完全按照高考逻辑获得了绩点上的“成功”：“我专业的实际水平可能是倒数，但绩点一定要排在前面。大三有一门必修课，平时作业抄室友的，课程考试 70% 都出自往年的试卷，助教可能再出 20% 的新题，老师再出 10% 的新题。我在 BBS 上把能找到的试题全部打印出来，追着助教一道一道问清楚；我还巧妙地将助教出的 20% 考题给套出来了，最后这门课竟然得了95分！裸分第二名！我自己都惊呆了，因为我真的什么都没学会。”

　　同样的逻辑并不只在绩点上体现。今天的大学，学生可以做学生工作、参加各种比赛、申请出国项目、实习等等，每一项都可以出现在未来的履历上，成为日后参选社会精英的资本。是否能够学到东西、是否属于自己的兴趣范畴，不再是从事这些活动的唯二评价标准，它在履历上的含金量是必须要考虑的。于是，这又成了一种“卷”。为了不落后于同学，陷于被动，每个人不得不把自己的简历尽可能地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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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老师当过省招生组组长，参加过竞赛生、自主招生、科创等项目的面试。他告诉刘云杉，早几年自主招生时，经常能见到非常有特点的学生。大概从2015年开始，他就不愿意再参加了。“因为招生所面对的学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答案都一样。为什么？培训机构。现在很多孩子，包括自主招生、冬令营、竞赛中的孩子越来越会揣摩：老师你怎么想？我怎么迎合你？这很可怕。”
　　在被打磨成相似的“原材料”的过程里，孩子们失去了宝贵的鲜活经验和成长的多种可能性。甘阳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当院长的时候面试学生，看到很多孩子都有钢琴十级证书，一开始他为这么多家庭都有艺术教育感到很欣喜，可深入了解后，他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孩子真的对音乐有兴趣。
　　从前，老师们认为最好的中学生是课外书读了很多的孩子。现在，绝大多数进入顶级高校的孩子都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真的读了很多书的，反而考不进来”。甘阳常常问学生中学的时候读过什么，得到的答案经常是高考有关的，要不就是“四大名著”——“我最不想听到说四大名著，都是概念性的东西，有没有真读过，我一问就知道。”
　　在多年的训练里，年轻人真实的学习能力被剥夺。刘云杉有种强烈的感觉，孩子们越来越不善于读书。“教育最重要的是动手、动心、动脑，但他们往往只会动脑。书本里的东西需要和自己的人生经验、人生困惑结合在一起，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很多孩子在方法上很熟练，你给他们一个复杂的文本，他们会画思维导图，拆解一套逻辑结构给你，很像那么回事，可实际上他们无法把书本和经验联系在一起。我必须让他们举两个例子，把理论变成一个故事，再用自己的话讲给我听，反复倒腾几遍，我才能确认他们是不是真的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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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具理性和成功学的浸淫下，志趣变成稀缺品。一位理科学院院长告诉刘云杉，曾有一个绩点高达3.89的学生来申请奖金学，老师们一看，几乎所有难的、具有挑战的课程，他都巧妙地回避了，所以成绩单很漂亮。老师们追问他为什么不选有挑战的课，他说，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老师们又问：“什么是兴趣？”他说，兴趣就是被承认，如果不被承认，就说明没有胜任力，自然也就没有兴趣。
　　“我得出结论，他不是对知识感兴趣，而是对分数感兴趣，对绩点感兴趣。”这位院长说：“我坚决主张，不给他奖学金，如果我们奖励这样的学生，鼓励这样的做法，我们学校就完了。”
　　“大学需要培养有创造性的人才，创造的前提是敢于冒风险，而成功学的要义恰恰是规避风险。”刘云杉说。